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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同时，国企内部的收入分化过于严重。

同时，国企内部的收入分化过于严重。

退一步讲，即就是基于现实的局限性，官员及其相关部门在《预算法》修改中无法彻底回避的话，也应该在公开透明修法方面有明显的作为。要重在全面解决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问题，特别是财税特权问题，不要仅仅满足于税负谁负的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

其次，应在尽快兑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初契约方面有大的作为。严格说，现行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是背离人本发展观的，不仅表现在企业人员工资不做抵扣处理，忽视人的价值，而且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政府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更表现在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现代文明治税原则至今没有实现制度性的嵌入。或许，拮据的财政会孕育出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政府，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精神的财税治理体系。早在第二季度末，永登县地税局就在人人想收入、人人抓收入的口号激励下，动员全局大干20天，力争时间、任务双过半，突击征税因此迅速串红新老媒体。问题之严重或在于，此次《预算法》修改，显然背离了其通过限制政府财税权力，进而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

这就告诉我们，财税权力的优化固然最终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启动，但财税权力优化也不是被动的，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或突破口。《预算法》修改竟然基本由相关部门的官员主导，结果也就只能收获一个严重异化的《预算法》修改草案，更多体现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利益。如果最终证实财政悬崖规模非常庞大（我们预测，2013年预算紧缩规模将为GDP的2-2.5%），多数必需的预算调整都将得以完成，并为2014年起的强劲复苏奠定基础。

中国拒绝逆转这些支撑债务增加的政策，这正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一半至5%的原因。在2009年高峰时期相当于GDP 12.5%的预算赤字，到2012年中期已降至8.5%。将视线转到中国国内，中国正继续吹大自己的债务泡沫，这些债务可能永远无法全额偿还。第一个问题引发了危机，而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则阻碍了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复苏受阻的美国需要第三种不平衡：巨额财政赤字，而这势必导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飙升。

因此就有了美国的财政悬崖（旨在降低赤字的减支增税计划），同时2013年很可能面临令人失望的增长率。在趋势增长率为2-2.5%、通胀率接近2%之际，要想把美国公共部门债务（按照美联储(Fed)的标准，现在相当于GDP的90%）与GDP的比率保持在100%以下，要求财政赤字比率低于约为4%的名义增长率。

中国对此次危机的反应是大力刺激出口和投资，这是过去两个主要的增长动力。中国的总体储蓄中，规模接近GDP 40%的储蓄集中在企业界，然而不经过金融系统，它们就没有转化为支出。利率的下降使当前债务按以往的标准看来更加容易承担。如果政策不出现巨大转变，那么5%可能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速的上限，银行业危机可能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解决了2007-08年经济危机背后的不平衡问题，而中国摆脱衰退的同时却加剧了不平衡问题——过高的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如果中国经济要以7%至8%的速度增长，投资占GDP的合理比例最多为35%。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年下跌3-5%。对于一个人均GDP（以可比价格计算）仅为美国17%的国家而言，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中国CPI通胀率平均约为4%，尽管现在已经低于2%。要走出债务危机，通常需要违约和/或货币贬值（在外国人眼中，这是一种违约）。

债务在累积，最终将不得不被核销。因此，到2011年，投资占到了GDP的48%，这项政策引发的通胀消除了中国的出口成本优势。

进入专题： 不平衡 。当然，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130%降至110%，主要是通过违约（银行减记）实现的，收入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过去4年，中国经济被带入了错误的方向。同时，中国飙升的工资成本迂回降低了美国实际汇率。讨论改革固然不错，但重要的是采取行动。投资不是由那些能赚钱的企业完成的，而是由其他领域完成的。

1973年，日本人均GDP为美国的67%，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速同样下降一半至5%。然而，必须进一步削减赤字。

美国政府债务的情况如何呢？设想你是中国人民银行，手中持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需要的金融自由化——不再实施利率和汇率控制，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将直接引发银行业危机。

这些去杠杆化的措施保证了微弱的复苏。但无论如何，金融自由化总要来临，改革和资本重组最好趁早。

危机开始之际，美国存在的两大不平衡问题是：难以承担的家庭债务以及持续过高的实际汇率。在危机之前，中国消除过剩储蓄（和产出）的方式造成经常账户盈余占到了GDP的10%，实现这一水平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依赖于美国家庭借钱购买商品，而在次贷危机之前，他们很乐意借钱。美国总统选举和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即重回老大地位。将利率大幅降至通胀率以下，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暗中违约。

不要违约，我们可是美国人，但中国人似乎蒙受了巨大损失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批儒的时候，是把所有的问题搅和在一起。

我们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互相促进的，但很多政治学者也指出，平等是自由的敌人。干春松：我的这种畏难情绪，你看得很准。

这些年出现的几起为母亲复仇（张扣扣、于欢）的案件，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争论，就是上述矛盾的体现。葛兆光老师批评部分学者谈论天下观念，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否定，是要怀念曾经有过中心边缘的帝国秩序。

如此，儒家的命运就决定了，它的困境就在这里。我觉得如何处理基本人权的平等与人在社会组织、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是特别现实的问题。徐复观先生对儒家的社会身份有比较独特的看法，他看到上述两种倾向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儒生身上有奇特的结合，一方面儒家强调仁政、民本等基本价值，这是儒家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并以民本和正统等学说来制约权力。如果生活在南方，尤其是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的人，应该不太同意列文森的观点，因为他们一直从礼俗的经验中感受到敬天法祖的观念。

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种借鉴，可以产生很正面的作用。采访：黄晓峰 我觉得书名很有意思，之前您的《儒学小史》是历时性的著作，而这本书是把儒学放到社会的横截面中来考察。

董仲舒也是有原则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被汉武帝接受以后，他的学生眭孟就劝汉代皇帝禅让，这就是他的理念，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对儒学的最大关切，则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或者退一步讲，还能不能发挥作用。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下的秩序就根本没法理解。这些新乡贤跟儒家看起来搭不上边，但鼓励城市的精英阶层回乡，能满足叶落归根的心理需求，也能带动一些社会资源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效果比较好。